回顾六四系列[26]:成立对话代表团

文章目录

★成立对话团的背景
★5月3日的成立大会
★对话团的意义
★为啥对话团没起到应有的作用?

前面用了3篇博文,介绍了赵紫阳的策略,并分析了其策略为啥没成。今天回过头来说说五一到五四期间,学生们的活动。在这几天时间里,发生了不少事情,俺权衡再三,决定先聊聊“对话代表团”(以下简称“对话团”)成立之事。关于这个“对话团”,名气不如“北高联/高自联”那么大,所以了解的人不多。但是俺觉得“对话团”的意义蛮大的,有必要单独写一篇来介绍。

★成立对话团的背景

先介绍一下成立这个对话团的背景。

◇“四·二九对话”的失败

前面已经介绍过“四·二九对话”。总的来说,那次对话是失败的 — — 本来应该是平等的对话,却沦为朝廷喉舌袁木的单人秀,学生们的诉求根本得不到体现。
出现这种情况,至少有如下几个原因:
高自联本身没有做好充分的对话准备
高自联的精力集中在组织游行,本身也没有设立专门的下属机构来搞“对话”。
朝廷方面做了手脚
原定29日下午2点30分开始的对话,朝廷方面在29日中午才通知各个高校。这导致高自联的学生领袖来不及做准备。另外,选派去参加对话的,大部分都是官方内定的,听话的学生干部。

四·二九对话的失败,促使一些高自联的骨干开始思考,是否要有一个专门的对话机构。

◇朝廷拒不承认”高自联”的合法性

还有一个原因导致对话团的成立,那就是:朝廷方面一直不承认高自联的合法性。既然不承认合法性,朝廷当然不可能跟高自联进行任何形式的对话。
所以高自联的领导层就想:如果能成立一个【独立的】机构,不参与学运的事务,专门负责跟政府对话,这有利于获得朝廷的承认。只要获得承认,就有利于双方的对话。

◇决定成立对话团

根据《回顾与反思 — — 六四流亡學生17人》和封从德所著《六四日记 — — 广场上的共和国》的记载,5月1日高自联召开常委会,会上讨论当时的形势,也分析了“四·二九对话”的失败。经过讨论,决定在5月3日召开对话团的成立大会。同时还决定,这个对话团不隶属高自联,独立运作。
为了尽量“避嫌”,先由各个高校独立选举对话代表,然后由各校的代表组成对话代表团。这样就确保“对话团”与“高自联”之间没有明显瓜葛,有利于朝廷承认“对话团”的合法地位。
为啥选在5月3日开成立大会?因为那一天,各个高校的学运骨干要集中开会,讨论次日的“五四大游行”。正好人都凑齐了,就利用这个机会成立对话团。

★5月3日的成立大会

5月3日那天,各个高校的学运骨干齐聚北师大。先开会讨论了“五四游行”的方案,接下来就是“对话团成立大会”。当时各校选出的对话代表大概是20–30人。
在这次成立大会上,代表们推举项小吉为对话团团长,另外推举沈彤为对话团的秘书长。但是项小吉和沈彤两人都婉拒,只同意担任对话团的召集人。(很多六四的资料都把他俩说成是对话团的正副团长,严格来说不准确)
在六 四 学生领袖中,项小吉和沈彤的知名度不算高(相比“吾尔开希、王丹”等人而言),俺稍微介绍一下。

◇项小吉其人

前面介绍“四·二九对话”的时候,有提到项小吉。当时北京市政府安排了45名学生参加对话,其中41人来自官方的学生会(纯属充场面),只有4人来自”高自联”,其中一人就是项小吉。那次对话中虽然是袁木的“个人秀”,但项小吉还是抓住机会,提了几个尖锐的问题。他当时的表现,经过电视转播之后,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,也提升了他在学生中的知名度。(后来俺看了其它资料,才知道项小吉是1987年北京高校辩论赛冠军,难怪表现出色)
对于5月3日的成立大会,项小吉也是有备而来 — — 他发言的时候拿出事先拟好的提纲,列出了对话团今后的三大方向:
1. 关于学运本身(主要是改变“动乱”的定性)
2. 关于深化改革
3. 关于落实宪法第35条(公民享有言论、出版、集会、结社、游行、示威的自由)

由于他的知名度以及他充分的准备,很自然地,与会代表就推举他为对话团团长。

◇沈彤其人

在六四运动爆发之前,北大有两个比较有名的学生民主社团,一个是王丹和杨涛主导的“民主沙龙”,另一个就是沈彤主导的“奥林匹亚”。顺带说一下:沈彤的父亲在北京市政府任职。学运爆发后,北京市政府通过他父亲向他施压,逼迫他退出学运,但他不为所动。(六四屠杀之后,沈彤流亡美国)
在六四期间,北京大学率先成立自己的学生组织 — — 北大筹委会。因为北大牛人较多,所以筹委会的常委,竞争比较激烈(关于这点,之前的博文介绍过)。4月25日的常委选举,沈彤被选为五人常委之一(这5人,按音序排列分别是:封从德 孔庆东 沈彤 王迟英 王丹)
但到了5月1日改选的时候,沈彤又落选了。为啥短短5天又再次改选捏?因为封从德30日被选为高自联轮值主席,他表示分身乏术,所以想辞去北大筹委会的常委。这一来就引发了5月1日的常委改选。当时沈彤对自己的落选比较不爽,因为他和王丹的票数一样,只是因为他当时不在场而王丹在场,所以选了王丹而不是他。封从德看沈彤不爽,就建议他去即将成立的对话团。
后来沈彤参加了对话团的成立大会,加上他之前也有一定的影响力,就当上了对话团的召集人。

★对话团的意义

再来说说对话团的意义。
整个“六四运动”,从头到尾,其主流都是“改良”而不是“革命”。(关于这两者的差异,可以看《谈革命》系列的第一篇《解释相关概念,澄清常见误区》)一场【自下而上的改良】运动要想获得成功,前提之一是:需要得到掌权者(权力阶层)的配合。
在对话团成立之前,“高自联”与朝廷之间,一直处于“对抗”的状态而不是“对话”的状态(为啥会这样,俺前面已经介绍过)。而且这种对抗的局面持续越久,不但对学运本身不利,对朝廷的“改革派”也不利。成立了对话团之后,相当于打开了一个新的对话通道。如果这个通道运用得当,有助于扭转当时的困境。
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,“成立对话团”具有很重要的意义。

★为啥对话团没起到应有的作用?

俺写这个系列至少有两个出发点:
1. 帮助读者(尤其是80后、90后)更多地了解这段历史
2. 借鉴六四的经验教训,以便为下一次政治变革做好准备

所以在本文的最后,俺来分析一下:为啥对话团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。这其中有很多教训值得吸取。

◇学生方面的问题

“对话团”与“高自联”缺乏沟通/配合
这两者的关系如同“唱红脸和唱白脸”,配合得好才能实现效果最大化。但实际上捏,两个组织的骨干互相不了解对方在干啥。
比如王丹自己就承认,他并不了解对话团在做什么。以下摘自《王丹回忆录》

這裡必須說明一下:對於對話團的成立和運作,我當初並不是很清楚。這裡有一個原因,也是一個值得檢討的原因。那就是:由於過去歷次學生運動中,北大都起到了帶頭和骨幹的核心作用,也由於北大在全國高校中的龍頭地位,此次學潮一開始,儘管是政法大學最早帶頭上街,但是北大的學生,仍然還是有一種“北大情結”或者說“大校情結”。表現出來就是有些傲慢,對於凡是不是北大出面組織的活動都不感興趣。我本人也有這個問題。所以,雖然我知道有這個對話團的成立,但是始終沒有熱心參與,也不太關心他們在做什麼。北大籌委會也沒有派代表去參加對話團的工作。沈彤擔任副團長,應當是他以個人名義去參加的。

某些学生领袖各自为战
在“六四学运”中,出现了一些“个人魅力型”的学生领袖,表面上他们隶属于“高自联”,但却经常单独行动,不受高自联约束。最典型的例子大概就是吾尔开希。
但是捏,恰恰是这些“个人魅力型”的学生领袖,知名度反而比“高自联”和“对话团”更大。这显然很不正常。

学生领导层的控制力度太弱
这里所说的“学生领导层”,包括学生组织和“个人魅力型”学生领袖。这两者都缺乏对学运的掌控能力 — — 这可能是最要命的。
后来赵紫阳形势危急,通过阎明复找学生领袖斡旋,结果发现没用。因为就算学生领袖被说服了,同意撤离广场,但当时广场上的气氛,已经不是少数几个学生领袖所能引导的 — — 即使是名气很大的学生领袖,只要提出“撤离”,很可能被其他人斥责为“叛徒”。

◇朝廷改革派的问题

不光学生方面有问题,朝廷的改革派也有问题。

不恰当的拖延战术
前面的博文中,俺介绍了赵紫阳对学运的预判。当时他认为,学生的热情不会太持久,只要拖上几天,学潮自己会平息。事实上,在“绝食行动”之前,大部分学生的热情确实是在慢慢消退。所以在这个阶段(5月12日之前),俺分析老赵的策略应该是“拖延战术”。
沈彤在《回顾与反思 — — 六四流亡學生17人》中回忆说:5月6日对话团就开始跟朝廷的三个信访局(中办信访局、国办信访局、人大信访局)打交道,但一直没有反馈。只要稍微了解朝廷组织结构,应该知道这三个信访局分属不同的系统(有党务系统,有政务系统),以李鹏为首的保守派不可能同时拦截这三个信访局的信息。所以,赵紫阳方面肯定是知道学生对话团提出的对话请求。之所以迟迟没回音,就是故意在拖延。
但是到了13日凌晨,对话团突然接到信访局通知,说可以开始对话。为啥是5月13日?因为一些激进的学生领袖在12日已经商量好要在13日开始发起“绝食抗议”。
所以俺的分析是:老赵发现学生领袖搞了绝食,知道学生的热情会重新高涨(这是他意料之外的,也是他不想看到的)。所以匆忙改变“拖延战术”,开始让手下的人跟对话团接触。

◇小结

想必很多人都听说过博论的经典场景 — — 囚徒困境。囚徒困境的结局往往是“双输”。为啥捏?因为两个囚徒之间无法进行信息传递,也就无法配合来谋取【共同利益】最大化。
当时的学生和朝廷改革派两方面,是存在很多”共同利益”的,但是两方面也缺少相互沟通的渠道。所以当时的场景,和囚徒困境有点像。可惜的是,因为双方的若干失策,导致困局无法突破。这两方的最终结局也和囚徒困境类似 — — 双输 — — 六四之后,朝廷高层的改革派纷纷失势;至于学运骨干,要么被抓要么流亡。
再说远一点,其实天朝的普通民众也是输家 — — 因为错失了一次绝好的政治变革机会 — — “六四运动”被镇压之后,天朝演变为彻头彻尾的【权贵资本主义】。咱普通屁民都沦为权贵掠夺的对象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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