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顾六四系列[32]:5月13、14日,短暂的斡旋无果而终

文章目录

★赵紫阳的困境
★赵紫阳的对策
★统战部的斡旋,无果而终
★知识界的斡旋,同样无果而终
★结尾

很抱歉这篇没能赶在6月4日这天发出。
今天这篇来讲一下:激进的学生发起绝食抗议之后,朝廷改革派与知识界在13、14日进行的几次斡旋。

★赵紫阳的困境

本系列前面2篇介绍了“策划绝食的过程”以及“绝食第一天的情形”。对赵紫阳而言,5月13日开始的绝食,无疑是非常棘手的难题。从某种意义上讲:激进学生发起的绝食抗议,把老赵逼到了死角(几乎没有腾挪的余地)。
为啥这么说捏?
因为中苏双方早就谈好了戈尔巴乔夫要在【5月15日】正式访华,并举行中苏峰会。在整个80年代,1989年的这次中苏峰会的重要性仅次于1985年的美苏峰会(那次是里根与戈尔巴乔夫)。如此重要的外交盛事,朝廷上下自然极为重视。按照惯例,中方应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欢迎仪式,戈尔巴乔夫应该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。但是广场正被绝食的学生占据,再加上围观的市民,有好几万人。这种情况下,显然无法进行苏联元首的欢迎仪式。
当时的朝廷面临两种选择:
方案1 — — 在15日之前让绝食的学生离开广场;
方案2 — — 换一个地方(首都机场)举行戈尔巴乔夫的欢迎仪式。
第一个方案如果能搞定,当然最好,但难度很大;第二个方案难度不大,但会大大降低欢迎仪式的规格。
对赵紫阳而言,要尽力实现“方案1”,避免“方案2”。设想一下,假如选择方案2(换地方,降低欢迎规格),会让朝廷在外交上大失颜面 — — 而邓太上皇恰恰是很要面子的人(关于这点,本系列之前有提及)。矮邓恼羞成怒之后,自然会怪罪老赵对学运的怀柔策略。再加上李鹏那帮保守派趁机发难,赵的“总书记之位”肯定保不住。列位看官不妨回想一下在那之前3年的“八六学潮” — — 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因为对学生太温和,遭到保守派的责难,不得不黯然下台。
赵紫阳要想避免胡耀邦的覆辙,就要想办法在戈尔巴乔夫到访之前,让学生离开广场。但是留给他的时间太少了(只有不到两天)。所以俺才说,老赵被逼到死角,几乎没有腾挪的余地。

★赵紫阳的对策

虽然被逼到死角,但老赵没有坐以待毙。他在第一时间安排统战部进行斡旋。

◇为啥选择【统战部】出面?

照理说,北京出现大规模学运,首先应该出面的是“北京市委”。但是前面几篇俺已经介绍过,北京市委的领导属于保守派阵营 — — 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都是李鹏那边的人。显然,赵紫阳不能指望北京市委帮忙。
除了“北京市委”,另一个跟学运“对口”的部门就是“国家教委”。但是李铁映(国家教委主任)与何东昌(国家教委副主任)也是李鹏那边的人 — — 同样指望不上。
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下,赵紫阳才会选择让统战部出面斡旋。毕竟统战部部长阎明复是他自己人,比较靠得住。

阎明复其人

考虑到阎明复在本次斡旋的重要作用,简单介绍一下此人。
先来说他爹阎宝航,1937年由周恩来介绍入党(中共秘密党员),之后成为中共安插在国民党高层的资深间谍,提供过不少高价值情报。
阎明复沾了他老爹的光,18岁(1949)就入党了。文革前,阎明复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的俄文翻译 — — 毛腊肉与赫鲁晓夫会谈,现场翻译就是他。
文革期间,阎宝航被定性为“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”,惨死于诏狱(秦城监狱),连骨灰都没留下。(他为中共夺权出生入死,结果落得如此下场,是不是很讽刺?)
自己亲爹被迫害致死,阎明复当然也受了牵连(在诏狱关了7年),不过总算保住一条命。文革后,阎明复继续升官,先是“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”,然后是“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”,之后又兼任“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”。也算是朝中大员。

★统战部的斡旋,无果而终

◇13日上午的“诸葛亮会”

13日上午,由统战部下属的“知识分子局”出面,召集了一个诸葛亮会(所谓“诸葛亮会”,就是由与会者集思广益,出谋划策),讨论如何应对学生的绝食抗议。与会者都是在京的一些知名学者。从这个时间点可以看出,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,反应还是很迅速滴。
关于阎明复在这个会上的发言,陈小雅写的《八九民运史》有如下记载:

閻明复一方面不同意“把中央分成保守派和改革派”,說在支持改革上,中央領導的意見是一致的。但是又透露,對于許多具体問題有分歧。他特別指出,主要是”不在第一線的同志有很多看法”。而且,時至今日,北京市仍然堅持原來的態度。他警告說︰“學生們鬧下去,可能引起北京市動手。”他要大家給那些他們認為是改革的人以喘息的時机,“否則我們都完蛋,都下台。”
他請到會者做做工作,勸學生識大体,顧大局,先撤出廣場,有什么要求以后都好商量,通過協商和對話來解決。

从阎明复的这些话,可以获得很多信息量,俺来解读一下。
1. 为啥閻明复不同意“把中央分成保守派和改革派”?
在官场上,有很多话是只可意会不可明说滴!当年的朝廷分为“改革派与保守派”,明眼人都知道。但是阎明复作为党内高官,在【公开场合】是不能说这种话滴,否则就会被扣上“分裂党中央”的大帽子。所以阎明复只能委婉地说:對于許多具体問題有分歧。
2. 不在第一線的同志有很多看法是啥意思?
“不在第一線的同志”指的是:以邓小平为首的八元老。“有很多看法”就是说:八元老对学运迟迟无法平息,已经很不爽了。
3. 學生們鬧下去,可能引起北京市動手。是啥意思?
从这里就可以看出,北京市委企图采用强硬手段解决学运,这也就说明:北京市委属于保守派阵营。
4. 否則我們都完蛋,都下台。是啥意思?
这句话说得很直白 — — 如果学潮无法快速平息,改革派(包括总书记赵紫阳)都得下台。

这个诸葛亮会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:由统战部出面,邀请学生领袖对话,同时让知识界作为中间人(所谓“中间人”相当于“和事佬”)。
由于时间紧迫,这个对话安排在当日下午进行。

◇13日下午【非正式】的“三方会谈”

当天下午,被邀请到统战部的学生有:对话团的代表(项小吉 & 沈彤),北高联的代表(王超华 & 梁二),绝食团的代表(王丹 & 柴玲);知识界方面的几个人也都是当时的名人:北京大学的教师孙立平,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刘晓波,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陈小平,北京社会科学院的李肃 & 郑也夫,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王军涛,四通公司的周舵
(13日下午这个对话,是刘晓波在六四学运中第一次出场。由于他的重头戏在后面,俺等到后面几篇再来介绍他)

对阎明复而言,他并没有拍板的权力,却又要完成说服学生的任务。所以他能做的就是:动之以情,想办法感动那几个学生领袖。
根据与会者的回忆,王军涛在会议结尾时说了一句:阎部长,坦率地说,你感动了上帝。几位老师也被你感动了。参与的学生领袖之一王丹在事后也说了一句:想不到共产党的高官中,还有这样的好人。
从这几句点评可以看出,阎确实感动了学生和知识界的代表。但他仍然没有达到目的 — — 没能让学生从广场撤走。为啥捏?因为双方的分歧太明显了 — — 对学生而言,他们害怕秋后算账,官方不改变“动乱”的定性,他们不会停止抗议活动;而对改革派而言,即使是总书记赵紫阳也没有办法改变“426社论”对于“动乱”的定性(那个定性是老邓亲口说的,除非老邓改口,否则没戏)
13日下午的“三方会谈”,就这样无果而终。

顺便说一下这当中的一个小插曲
当统战部会议室还在进行三方会谈的时候,广场上的学生就开始流传一个谣言,说某些学生领袖背叛大家,暗中跟阎明复做交易。
从这事儿就可以看出:学生之间严重缺乏互信。出现这种情况也不奇怪 — — 参与学运的大学生来自不同高校,即使是来自同一个学校的,平日里也不一定相互认识。互相之间不熟悉,自然也就缺乏信任。

◇14日下午的【正式】对话

到了次日(14)中午,阎明复再次找到几个学生领袖(王丹、吾尔开希、王超华),4个人在统战部一间小会议室见面。
阎明复向学生领袖传达一个新的动态:官方愿意再次跟学生对话,政府方面的代表包括:阎明复本人、李铁映、罗干等官员。时间定于当日下午。
一开始,王丹和吾尔开希抱怨官方代表的级别不够高。阎明复当即反驳:李铁映是国务院副总理,政治局委员,我本人是中央书记处书记。你们觉得哪个级别还不够?3个学生领袖也就不好再说啥。
接下来就开始讨论技术细节。学生方面强调要【现场直播】。阎明复表示不可能。他的理由是:统战部里面没有直播设备,而中央电视台的转播车又都去准备采访戈尔巴乔夫了,调不出来。双方僵持了一会儿,最后达成一个折中方案 — — 现场录像,然后政府方面把录像带送往 CCTV 并保证当晚播出。
(编程随想注:为啥学生领袖这么看重现场直播?除了想要利用央视直播来扩大学运的影响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:怕被广场上的同学们误解为“与政府进行幕后交易的叛徒”)

到了当日下午,正式对话如期举行。应学生方面的要求,对话的会议室布置成“面对面落座”的阵势,以体现【平等对话】。政府这一边,坐在中间的是阎明复和李铁映;学生一边,坐在中间的是沈彤和项小吉。当时的照片如下,其中头缠白布的是“绝食团”成员。

对话现场,学生代表与政府代表面对面落座,以体现【平等对话】

两位学生代表的镜头,大概是王丹和程真
在这次对话过程中,阎明复与李铁映的表现截然相反,让人很明显看出来:朝廷官员明显分成两个不同的阵营(也就是俺多次提及的:改革派 VS 保守派)。关于这次对话的过程,下面引述《历史的大爆炸》的记载(此书作者张万舒,六四时期担任新华社新闻部主任,了解很多内情)。

晚上8時半,到統戰部禮堂採訪對話的記者回來說,閻明復主持對話會,他一開始就說,今天的講話應該坦誠地進行,希望這是個良好的開端。學生對話代表也說,爭取到這次對話很不容易。他們提出希望在三個方面對話,一是學運的性質問題;二是怎樣保證憲法規定的民主權利;三是如何推進中國的改革。實際上主要圍繞第一個問題展開對話。
無論學生代表怎麼說,主講人李鐵映總是反反覆覆只用「讓實踐來檢驗」這句話來兜圈子,不僅兜得毫無誠意,而且兜得大家疲倦厭煩,直到無法進行下去。閻明復只好出來救場,他說︰「4﹒26社論」是根據4月26日以前的情況寫的,那時有西安、長沙的打砸搶。4月26日以後的情況不同,沒有西安,長沙那種情況。因此中央對學潮的態度是明確的,紫陽同志「五四」講話就表明了。現在最緊迫的問題是解決廣場上的絶食問題。他的講話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,全場起死回生般活躍起來。
就在這時,閻明復卻起身去洗手間,李鐵映立即聲明說:閻的發這不代表中央,只有鄧小平講話和「4﹒26社論」代表中央的立場。一下又把會場打悶了。這時已到晚7時,廣場上絶食的學生代表又來要求現場直播對話,閻明復回來說技術設備條件無法解決,只好宣佈休會。

关于这次对话,还有一个蹊跷之处:本来说好的“录像转播”并没有落实(录像带送出去了,但并未在央视播出)。当时广场上的学生事先听说会有电视转播,大家都翘首以盼(注:广场的高音喇叭实时播放央视一套的声音)。结果等到19点半,新闻联播都结束了,也没有听到关于对话的报道。所以广场上的学生很愤怒,一些学生前往统战部并包围了对话的办公楼。他们高喊“停止对话,立即现场直播”。导致对话无法进行下去。
在对话结束前,非常无奈的阎明复说了一番话:

我个人理解学运的原因,我知道你们的行动是学生的真正呼声。但是,“四·二六社论”是政治局会议的精神。我有我个人的看法,但我实在不能在这样的场合说出来。我希望用你们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你们自己的判断。
党是人民的政党,不可能用武力来对待学生。你们不撤也没关系,戈尔巴乔夫明天来访,就让我们丢丑吧。在外国,接见国家元首还有人扔臭鸡蛋呢!我们的政府也应该适应特殊情况。但是,我也只能为你们说这一句话;而你们,也在人民面前丢了一张牌。

天安门广场上的绝食学生等待对话的实况转播

在广场上一直没等到转播的绝食学生,冲击统战部的对话现场
为啥一直没有进行转播?学生方面怀疑政府中有人搞鬼。下面是当事人沈彤的回忆(摘自《回顾与反思 — — 六四流亡学生17人》一书):

廣場的學生和很多聲援的學生包圍了統戰部,準備衝進去,這是使對話不可能進行的一個背景。之後,王超華進來大鬧會場。項小吉當時在外面調解,我當時拍著桌子站起來,指著閻明復說,“為什么答應了直播不直播?”閻明復,李鐵映、當時的其他十二個部的副部長和鄭友梅是政府方面的對話代表,他們都覺得應該是在直播的。所以,實際上說明政府內部有人在阻止直播。後來超華進來之後,就使得對話代表不得不跟閻明復針鋒相對地說:“你為什么不直播?”從我們當時看到的,閻明復自己并不知道這些內情。所以對話就中斷了。

对话结束后,对话团团长项小吉接受外媒采访

★知识界的斡旋,同样无果而终

◇王超华的主意

刚才俺聊到了14日中午,阎明复向3个学生领袖(王丹、吾尔开希、王超华)通报当日下午的正式对话。王超华认为这种形式的对话【不能】解决问题。因为参与绝食的学生立场都很强硬。即使政府对话能说服与会的学生领袖,这些学生领袖到了广场上,还是无法劝说绝食者离开。王超华和王丹商量之后,觉得唯一的希望就是找那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,让他们到广场上劝说绝食的学生离开。
很凑巧的是,当日下午,在《光明日报》社有一个知识界的座谈会,是戴晴发起的。王超华知道有这么一个座谈会(王曾经在《光明日报》工作过两年,与戴相识)。所以她向阎明复提议,让知识分子出面劝说绝食学生。阎明复赞同她的提议(多一条路总归没坏处),并派了一辆车把王超华送到《光明日报》社。

戴晴其人

在本系列前面几篇已经多次提到过戴晴。考虑到这次知识界的斡旋与她的关系很大,简单介绍一下此人。
戴晴原名傅小庆,其父傅大庆1944年死于日本宪兵队之手。之后,戴晴成为叶剑英的养女(叶与傅大庆关系密切,并且是傅的证婚人)。由于这个特殊身份,她经常能够发表一些比较大胆政治言论。
六四期间,戴晴在《光明日报》当记者。另外,文革前她曾经在总参谋部某研究所从事情报翻译工作,这个经历使得某些学生怀疑她是军方或国安的特务。
她对时局看得还是比较准的,早在“四·二七大游行”之后,她就主张学生要【见好就收】。
很讽刺的是:戴晴虽然极力想要平息学运。但六四屠城之后,保守派把持的朝廷却把戴晴定性为学运的“幕后黑手”。她被关押到诏狱(秦城监狱),释放之后还继续享受“监视居住”的待遇。

◇光明日报社的座谈会

5月14日这天,由戴晴出面召集了一个座谈会,与会的都是当时知识界的名人,包括如下:
严家其(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。六四后流亡海外)
刘再复(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,《文学评论》杂志主编。六四后流亡海外)
包遵信(80年代初主编《走向未来》丛书,被誉为中国自由民主思想的启蒙。六四后被当局定性为“幕后黑手”,入狱5年)
李泽厚(80年代著名哲学家、美学家;与方励之、金观涛、温元凯并称为80年代“青年四大导师”。六四后流亡海外)
温元凯(8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、化学家;与方励之、金观涛、李泽厚并称为80年代“青年四大导师”)
苏晓康(80年代著名作家,当时很火爆的电视剧《河殇》的作者。六四后,该剧被中宣部查禁)
李洪林(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,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)
于浩成(80年代著名法学家,《法学杂志》主编,《法律咨询》杂志社长。六四后被开除党籍)
麦天枢(《大国崛起》的总策划和创作指导)
李陀(作家,《北京文学》副主编)
苏炜(作家,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)

座谈会开始时,《光明日报》负责人作了开场白︰

赵紫阳的”五四”讲话提出用冷静、克制的方法处理游行请愿的问题,我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。但这是两方面都应该努力的目标。这次学生的罢课/游行,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都会有好处。但如果处理不好,矛盾激化,后果不堪设想。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舆论,我们的态度来影响事物的进程。请大家谈谈自己的看法。

然后这些知识界的大牛就开始畅所欲言。陈小雅的《八九民运史》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这些学者的发言。考虑到篇幅很长,俺就不引用了。
王超华很敬仰这些大牛,不敢插话。等到别人都讲完了,她才开始发言。下面是她本人的回忆(摘自《我与十二学者上广场》):

我自己知道,从我奔这个会来的时候,我就是打着主意要把名人们拉到广场上去的。不过,我确实不善辞令,当时说得也是颠三倒四。除了企图说明激进学生的绝望情绪以外,记得我还试图强调学生随时会受到镇压,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确如戴晴所言,我从发言一开始就不停地掉眼泪,说到一半时,已有至少一半学者作家们在抽泣了。记不清是不是戴晴了,有人问我,你觉得我们能做些什么?你希望我们做些什么?我直截了当地说,你们应当到广场去劝学生撤离,现在只有你们能说服学生。我那么急于将他们推出去,简直就没有余力象戴晴那样去注意这些人之间的异同。记得我身旁的李洪林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,我们应当去,我们不能看着学生们被镇压…… 其他人也情绪激动地说着类似的话。

◇《紧急呼吁书》的出台

在出发去广场之前,学者们起草了一份《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》(以下简称《呼吁书》)。为了起草这份《呼吁书》,这些知识界的大牛出现很多分歧,以下《八九民运史》的记载:

李澤厚的最后發言認為,要政府出來就一些問題作符合大家要求的表態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,因此,他們唯一能做的一件事,就是勸學生暫時撤离廣場。于是,人們轉而開始議論呼吁書的內容。在七觜八舌之中,人們的意見大体可以分為三派︰
其一,以溫元凱為代表,道義上的學運派,立場上的政府〔改革〕派。在同情學運的前提下,希望顧全大局,給政府臉面。戴晴、李澤厚也是這种意見比較堅定的持有者,是為一种“現實政治”的態度;
其二,以嚴家其為代表,道義与立場上均為學運派。堅持政府不滿足學生提出的條件則無由勸學生撤退。是為“理想政治”与“原則政治”的方式。
其余的人則在溫、嚴兩种意見之中來回搖擺,實質上是在原則政治与現實政治之間找不到落腳點。
比較獨立的第三种意見由蘇煒個人持有 — — 民主社會的特征應該是依法行事,合理的社會結构應是知識界獨立于政府与學生之外,充當社會的緩沖机制。他警告人們“兩极社會”是一种很危險的社會。他同意到廣場上去勸說,但聲明不是為了誰。他們的行為不應對誰上台,誰下台負責任。因為,誰是改革派?說不清楚。

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,终于拿出一份令在场各位都可以接受的《呼吁书》。本来严家其是拒绝签名的,其他人又在《呼吁书》末尾补充了一段“郑重重申”,严才同意签上自己的名字。光一个《呼吁书》就有这么多分歧,这也反应出:当时中国知识界对学运的态度存在很多不同的观点和立场。
下面是这份《呼吁书》的全文:

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
1989年5月14日
鉴于天安门广场目前形势,我们十二位学者、作家本着良知和责任心,发出以下紧急呼吁:
一,要求中央负责人发表公开讲话,宣布这次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,反对以任何形式对参加运动的学生秋后算账。
二,我们认为,由大多数学生经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学生组织是合法组织,政府应当承认。
三,反对以任何藉口、任何形式、任何方法对静坐绝食的学生采取暴力,谁这样做,谁将成为历史的罪人。

亲爱的广大同学们,自昨晚得知大家来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的消息,我们都非常难过,非常担忧。从四月中旬以来,你们为推进中国民主、中国改革的进程,一次次走上街头,以令人羡佩的无私精神和大无畏的气概,开创中国历史的新纪元。人民会永远记住你们在一九八九年的今天做出的历史功绩。但是,民主是逐步成长的,不能期望它在一天实现,我们要彻底清醒,有人要极力挑起事端,激化矛盾,促使事态恶化,以便破坏改革和民主化的事业。为了中国改革的长远利益,为了避免发生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,为了中苏最高级会晤能够顺利进行,我们恳请同学们发扬这次学潮中最可贵的精神,暂时撤离天安门广场。

我们相信同学们是能够做出明智的判断的。

但我们郑重重申:如果政府不能做到以上三点,我们将和同学们一道为实现上述三点坚定不移地奋斗下去。

戴晴 于浩成 李洪林 严家其
苏晓康 包遵信 温元凯 刘再复
苏玮 李泽厚 麦天枢 李陀

◇12学者上广场

搞定了《呼吁书》之后,已经是傍晚。阎明复派车把12名学者接到统战部,与在那儿的学生代表会合,然后从六部口一起走到广场(路上人太多,只能靠步行)。到广场已经是晚上21点。这时候的广场人山人海(除了学生,还有很多围观的市民),一行人费了很大劲才挤到广场中央,搞得每个学者都气喘吁吁。李泽厚因为有心脏病,实在受不了,先行离开。
然后就是几个学者轮流发表演讲。其中的温元凯、包遵信、苏晓康几人,在座谈会的时候都主张要劝学生撤离,但到了现场演讲,这几位学者对“撤离广场”一事竟然只字未提,只是一个劲儿地表示对绝食学生的支持和声援。
为啥会这样捏?这实际上是一个心理学现象。当时的场面很悲壮也很煽情,个人很容易被集体裹挟。这几个学者虽然在学术方面很有造诣,但是在心理素质方面,(和常人相比)未必能强多少,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反差。关于这个话题,俺的网盘上分享过两本书(如下)。感兴趣的同学不妨看一看。
古斯塔夫·勒庞(Gustave Le Bon)的代表作《乌合之众 — — 大众心理研究》
埃里克·霍弗(Eric Hoffer)的代表作《狂热分子 — — 群众运动圣经》

那天晚上的学者演讲,最后一个好像是戴晴。以下是王超华的回忆,摘自她所写的《我与十二学者上广场》。

戴晴开始讲解学者作家们希望学生们做什么。她讲的时候,广场相当安静。她提到下午的座谈会和第二天的一个版面,但是很显然,在那种气氛中没有学生能理解这个版面的意义(编程随想注:官方同意《光明日报》拿出一个版面报道学运)。她还试着再次肯定学运的成绩,但语气并不激昂,人群也就保持着安静等她往下说。我当时真的觉得这种无法预料的成千上万人的暂时安静很可怕。终于,她开始说到让赵紫阳或李鹏出来见见大家,大家就撤回学校去。人群中有些骚动,但基本上还是安静的,有人大声问:他们出来说什么?戴晴似乎对这样的问题也没有准备,略停了停才说:让他们对大家说,同学们好!大家辛苦了!(她把声调提高)我们就回去,好不好?听得出来,她在极力设法让人们接受她的方案,这个“好不好”喊得甚至带有煽动性口吻。这回人群真的开始骚动了。我记得,或者是,我当时觉得,人们像欢呼一样高喊着回答她:“不 — — 好 — — !”

到这里可以看出,知名学者的斡旋,基本上算失败了。在学者们离开之后,在广场上的各个高校代表进行了一次投票,表决是否要撤离。总共64个代表,40多票反对撤离,另有几票弃权。赞同撤离的比例很低。

★结尾

这几次斡旋失败之后,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算是败局已定。但广场上的学生对此并不知情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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