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顾六四系列[34]: 5月17日,“戒严令”出笼的经过

文章目录

★5月16日晚间的常委会
★邓小平对赵紫阳“516讲话”的反应
★5月17日,在邓家的【紧急常委会】
★关于“五常委表决”的考据
★赵紫阳的两封信
★赵紫阳的仕途步入尾声

本来应该在6月发这篇,结果拖到7月下旬才发。让关注本系列的读者久等了,抱歉 :(
另外,最近十多天比较忙,很长时间没上线。但俺上一次在评论区留言是14日,“线上静默”【未】超出两周,属于正常静默。大伙儿不必担心。

★5月16日晚间的常委会

赵紫阳在16日晚间与戈尔巴乔夫会晤之后,紧接着又在中南海开了一次常委会。说实话,这次会议不太重要,但俺也简单聊聊。从中可以看出 — — 对立双方(改革派 VS 保守派)之间的矛盾冲突。
在会上,双方再次围绕“426社论”的定性展开激烈争论,互不相让。以下是杨继绳所著的《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》一书的记载:

5月16日晚的常委会上,赵紫阳再次提出“4·26”社论要有个说法,他认为这个社论对学生运动定性不恰当,要改。
赵紫阳说:“虽然我没有看这个社论,但我可以承担责任。”他说,“4·26”社论的定性要改,但无论如何不能涉及小平。小平只要说一句话就行:“现在看来学生的问题并不像原来说的那么严重。”剩下的工作由我们来做。
李鹏说,让你承担责任,没有那个必要,这不是政治家的态度。
姚依林和李鹏态度一样。
李说,“4·26”社论是邓的讲话。
赵说,不是,是常委会定的调,向邓汇报后才有这个讲话。
李说,你在朝鲜回的电报中说同意制止动乱。
赵说,动乱这个词是中性的。问题不是出在动乱上,而是出在“反党反社会主义”的定性上。而这个定性是常委作的。
这次会不欢而散。

(注:为啥《四·二六社论》会成为争论的焦点?俺在本系列前面的博文已经做过很多分析,此处不再重复)

16日晚间的常委会,一直开到次日凌晨才结束。唯一达成共识的是 — — 在17日以政治局常委的名义发表一封公开信。但即使对这封公开信的措辞细节,双方也爆发争吵。以下摘自《改革历程 — — 赵紫阳回忆录》一书,引文中的小括号是俺加注滴。

5月16日夜,在会见戈尔巴乔夫后,我召开常委会议,讨论发表以五位常委的名义劝说学生停止绝食的公开讲话(公开信)。
讲话稿中有“学生的这种爱国热情是可贵的,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”这句话,遭到李鹏的反对。他说:“说可贵就可以了,还要什么肯定?”
杨尚昆说:“学生反腐败,可以说肯定”。
我当时对李鹏这个说法很反感,所以我就说:“既然说他们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,为什么不能肯定?如果这句话也不说,就等于什么话也没有说!那发这个公开讲话还有什么意义?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讲话(公开信)能够缓解学生的情绪,不要老在字眼上计较。”
多数常委都主张保留这句话,结果算勉强通过了。

★邓小平对赵紫阳“516讲话”的反应

在本系列的前一篇,俺详细介绍了1989年的“中苏峰会”,以及赵紫阳在会晤戈尔巴乔夫时所说的一番话(为了打字省力,以下简称“516讲话”)。当时俺提到了:邓得知赵的讲话内容后,极度震怒。现在来稍微说一下。
邓对“516讲话”感到愤怒,是通过其子女,以及那些与邓家走动比较密切的太子党,间接传出来滴。
六四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戴晴写过一篇回忆文章,刊登在《纽约时报》(链接在“这里”),其中提及【17日】发生的一些事情(注:下述引文中的“鲍彤”是赵紫阳的政治秘书)

这天中午12点前后,鲍彤在得知“外面传说的情况”之后,委托邓家熟客致电邓宅,希望“通过邓榕做一做她们家老爷子的工作,向小平把昨天紫阳见戈尔巴乔夫讲话的本意解释一下,以免发生误解”。“
电话接通后,邓榕回答说:‘请你转告鲍彤同志,现在已没有必要再谈什么了。’并说,‘我们家老头子已经作好了第四次被打倒的准备。’她说这话时,语气显得十分激动,并放下了电话。”
(见吴伟《19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台前幕后》)

从(邓小平女儿)邓榕的这番话,大伙儿可以自己脑补一下当时邓矬子的愤怒程度。

在本系列前面的博文,俺已经花了很多篇幅分析“邓如何看待学潮”,也分析了“赵处理学潮的动机/思路”,其中也包括:赵紫阳为啥要在见戈尔巴乔夫的时候,说那番话。以赵的政治经验以及他对邓的了解程度,他显然能猜到 — — 邓对那番讲话会很不爽。在讲话次日(17日),赵主动联系了“邓办”(邓小平办公室),提出要跟邓小平单独见面私聊。毕竟,在六四事件之前,邓一直对他很信任,两人的私交也不错。赵当然不希望两人的关系闹到【决裂】的地步。但“邓办”给他的回复是:当天下午4点到邓家开【紧急常委会】。
在《赵紫阳回忆录》中提到:我本来是要求见邓个别面谈的,邓决定到他家开常委会,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。

赵紫阳碰了钉子,他的秘书鲍彤也碰了钉子。所以赵对17日下午的常委会,应该是有些思想准备滴。但某些情况还是出乎他的意料。
接下来重点聊聊17日当天的“紧急常委会”。

★5月17日,在邓家的【紧急常委会】

5月17日下午,在邓太上皇的寝宫(米粮库胡同)召开了一次非常关键的“紧急常委会”。
列位看官请注意:这已经【不是】第一次在邓的寝宫召开关键的决策会议了。本系列开头部分聊过1986年爆发的“八六学潮”,当时也是在邓家召开关键性的会议,决定撤换总书记(废胡立赵)。
实际上,整个“六四事件”期间,在邓家开过好几次关键的决策会议。这充分体现出 — — 邓才是真正的掌权者。

◇参考书目

此次会议很关键 — — 直接催生了“戒严令”,而“戒严令”又大大加剧了各方的矛盾,直至最后演变为血腥屠杀;而天朝的政治走向也因此而大为改变。
既然如此重要,有必要详细说一下这次会议的过程。为了比较靠谱地复原历史,俺同时参考了如下几本书对此次会议的描述。通过不同出处的交叉对比,更有利于去伪存真。

赵紫阳:《改革历程 — — 赵紫阳回忆录
李鹏:《
关键时刻 — — 李鹏日记
陈小雅:《
八九民运史
杨继绳:《
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
吴仁华:《
八九天安门事件大事记
张良(化名):《
天安门文件

(注:以上几本书,在俺的网盘上都分享了电子版)

◇与会人士

当天赶到邓家开会的,除了当时的“政治局五常委”(赵/李/乔/胡/姚),还有杨尚昆 — — 他作为“军委副主席&军委秘书长”列席会议。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万里正在加拿大进行正式访问,否则他也应该参加。
另外,《八九民运史》提到李先念也参加了那天的常委会,而《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》、《八九天安门事件大事记》、《天安门文件》三本书则提到薄一波(薄熙来亲爹)参加了那天的会议。但两个当事人(赵紫阳、李鹏)的著作并未提及“李/薄”俩人参会。所以这俩人是否参会,存疑。有可能这俩个老家伙压根没参加这次会议,也可能这俩列席了会议,但没啥发言,导致2个当事人的著作忽略了这2个老家伙。
另外,此次会议由“邓办主任”王瑞林担任会议记录。

◇会议过程

会议开始后,邓太上皇先发话(大意是):事已至此,众爱卿有何良策?
赵作为总书记先发言。他讲很长一段话,主题与他前一天(16日)晚间在常委会上所说的差不多。考虑到篇幅,俺就不引用了。简而言之,他依然主张采取【怀柔】的策略来解决学潮。其中的关键点是:有必要修改《四·二六社论》,这可以大大缓解与学生的对立情绪。
当赵讲这番话的时候,邓流露出很不耐烦的神态。(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个细节)
赵讲完之后,李鹏作为总理第2个发言。李鹏一上来就把矛头对准赵,重点攻击赵紫阳的“五四讲话”,说赵紫阳是局势失控的罪魁祸首。在之前的历次常委会中,虽然“赵/李”经常爆发争吵,但李鹏从来没有把话说得这么难听。这让赵紫阳有点意外。
接下来,姚依林(王岐山的岳父)在发言中也攻击赵紫阳。其攻击的火力比李鹏更猛,甚至列举了赵的“四大罪状”,还翻了历史旧账 — — 扯到了赵的儿子搞“官倒”。这同样让赵紫阳感到意外。
作为“五常委”之一的乔石比较滑头,说了一些“政治正确”的话,但没明确表现出他倾向哪一边。另一个常委胡启立则表态支持修改《四·二六社论》(可以看出 — — 胡启立站在赵这边)。
几个常委都讲完,列席会议的杨尚昆也发表了看法。他反对修改社论,同时还转述了【廖汉生】的建议。杨的原话是:廖汉生主张戒严,是不是可以考虑戒严?。杨尚昆的发言让赵紫阳很惊讶。在本系列的第29篇,俺专门介绍过“邓/赵/杨三角关系” — — 杨尚昆同时与“邓/赵”二人保持良好的私人交情。(根据《赵紫阳回忆录》)在这次常委会之前,杨与赵私下交流时,杨一直是反对军事戒严。但在这次会议上,他通过引用廖汉生的话,实际上变相支持军事戒严。

稍微跑题一下:
这个廖汉生是杨尚昆的妹夫,中央军委成员;另外杨尚昆的亲弟弟杨白冰也是中央军委成员(兼总政治部主任),再加上杨尚昆本人是军委副主席。中央军委总共也就没几个座位,他们一家就占了3个,以至于被民间戏称为“杨家将”。
为啥杨的态度发生转变捏?首先必须说明:杨同样是一个精明的政客。赵觉得杨的态度发生转变,俺认为至少有如下2种可能:
可能性1
杨一开始确实是反对戒严。但在17日开会之前,他已经察觉到邓的立场(准备动武),当“邓/赵”出现分歧的时候,他当然要与邓保持一致。
可能性2
杨一开始就是两面派,在邓面前主张戒严,在赵面前反对戒严。
不论是上述哪一种可能,(考虑到“杨家将”的特殊性)军事戒严实际上对杨是【有利】滴 — — 六四之后,“杨家将”在朝中获得了比原先大得多的话语权,其权势一度压过新任总书记江蛤蟆。另外,经历过六四的读者应该会记得 — — 在六四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,官方的某个宣传口号是:解放军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。熟悉党国话语体系的读者,应该可以从这句宣传口号中,体会出很多信息量。

(跑题结束,言归正传)
几个与会者都讲完之后,邓进行总结性发言,要点包括:
其一,《四·二六社论》的定性是正确滴,不能后退(不能改)。
其二,问题出在党内高层,尤其是赵紫阳的“五四讲话”(邓把话说到这份上,已经很直白了)
其三,必须在北京实施戒严(军事管制)
(注:《赵紫阳回忆录》、《李鹏日记》、《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》这几本书都提及上述3点)

对“戒严”的措施,5个常委的分歧很严重 — — 李鹏&姚依林极力赞同,而赵紫阳则极力反对。至于另2人(胡/乔)的态度,不同的著作,描述略有差异(下一个章节单独说)。最终通过某种(非正式的)口头表决,决定在北京市区进行戒严(军管)。
面对这种结果,赵紫阳无奈地表示(原话):有决策当然比没决策好,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后果。我作为总书记,组织执行这一决策很难得力。
赵说这句话,其实已经在暗示他要撂挑子。针对赵的暗示,邓又强调了几点:
1. 少数服从多数;
2. 裆中央要保持一致;
3. 如果这个决策错了,大家共同承担责任。

那天的“紧急常委会”在下午6点散会,除了明确要“戒严”,还明确了如下几个事项:
1. 由“李鹏、杨尚昆、乔石”组成三人小组,负责落实“戒严令”(请注意:赵已经被排除在3人小组之外)
2. 当天晚上在中南海继续开常委会,讨论如何贯彻“戒严令”
3. 次日(18日)安排几个常委去医院看望绝食的学生
4. 次日(18日)召开戒严工作的碰头会,由上述“三人小组”汇报进展情况
天朝历史上臭名昭著的“戒严令”算是出笼了。

★关于“五常委表决”的考据

◇不同著作的几种说法

现在,咱们来详细聊一下“五常委表决”。
“赵/李/姚”3人的态度非常明确,所以,对这3人的倾向没啥分歧。差异主要体现在“乔石 & 胡启立”这2人的态度如何。
以下是不同著作的分歧:

大伙儿瞧一瞧,同一件事情,竟然会有如此多不同的说法。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 — — 在还原历史真相(尤其是关键性的历史真相),经常会碰到【众说纷纭】的情况。如果你的“信息来源”太单一,难免就陷入“偏听偏信”的误区。
另外,信息来源不光“数量”要多,【类型】也要多样化(要有不同立场,不同阵营的信息源)。比如说:俺的网盘上分享的六四书籍,既有出自“朝廷官方”,也有出自“民间”(学生 & 知识分子);既有出自“朝廷改革派”,也有出自“朝廷保守派”;既有“国内作者”写的书,也有“海外人士”写的书……

◇俺个人的分析

下面是俺个人的分析,供大伙儿参考:

1. 关于“少数服从多数”的说法
在好几本谈及此次会议的著作中,都引用了邓小平所说的“少数服从多数”。所以,“二比二”的情况【不】太可能。俺认为:应该是“赞成”超过“反对”。

2. 赵紫阳刻意淡化此事
在《赵紫阳回忆录》中有如下这段:

在这里我想说一下,邓召开的这次决定戒严、对学生镇压的会上,外电传说常委开会是三票对两票,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三票二票的问题。参加会议的就那么几个人,作为常委来讲,那天到的常委是二比二,一个中立。我和胡启立主张修改社论,姚依林、李鹏坚决反对,乔石中立,没有明确表态。根本没有三比二的问题。当然,如果加上邓、杨,他们不是常委,如果按到会的人算,他们当然算是多数。实在说,没有什么正式常委投票。

对上述这段,俺的点评是:
“修改社论”与“实行戒严”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。赵紫阳在回忆录中提及了对前者的表决结果,对【更重要的】后者却避而不谈。
假如政治局常委关于“戒严”的表决结果,对赵有利(或平局),那么赵肯定会在其回忆录中强调此事 — — 以此来说明“戒严缺少法理依据”。
反之,他在回忆录中刻意回避了此事。那么俺可以合理推测 — — 在“戒严”一事的表决上,结果对他不利。

3. “胡/乔”两人的下场迥异
六四事件之后,乔石继续当常委,后来官至“全国人大委员长”;而胡启立原本是作为“储君”来培养滴,却在六四之后被快速边缘化(免去各种职务,仅保留“中央委员”的头衔)。
即便不考虑六四之后的长远发展,单单看“紧急常委会”之后那一周,两人的待遇就有天壤之别 — — 重要的高层会议(包括常委会),乔石依然能参加,而胡启立就被排除在外(说明胡启立也被架空了)。
仅仅几天时间,“胡/乔”两人的待遇就如此不同,很可能说明 — — “胡/乔”2人在这次关键会议中的倾向是【不同】滴。
如果像《八九民运史》所说 — — “胡/乔”2人在“戒严”的表态上一样(2人都弃权);那么,两人的差异就仅仅体现在“修改社论”这个议题上(胡启立支持修改社论,而乔石不表态)这差异就太小了,不至于让他俩的待遇有如此大的反差。
由此看来,《八九民运史》所说的“二比一”(胡/乔2人都弃权),可能性也比较小。

因此,俺个人判断是:“三比二”或“三比一”这两种表决结果的可能性会比较大。

◇五常委的态度 — — “形式意义”大于“实质意义”

刚才花了很多口水分析“五常委的表决”。有必要提醒大伙儿:以当时的局势,政治局常委的态度,更多的是【形式意义】(法理上的意义)。
当时的实际情况是,矮凳才是真正的一把手(关于这点,本系列已经唠叨了很多次)。即使在最极端的情况下,哪怕5个常委全都反对戒严,只要邓下决心搞戒严,政治局常委也拿他没办法 — — 因为邓完全掌控了中央军委。
从这里也可以看出:虽然党国的宣传口号是“党指挥枪”,但在实际操作时往往是“枪指挥党” — — 在咱们天朝,得要有枪杆子(军权)才能成为党国的一把手。

◇胡启立其人

胡启立与赵紫阳一同失势后,如今知道他的人很少,今天顺便聊一下:
他出生于1929年,上世纪40年代是北大理科生(物理系、机械系)。毕业后留校干团委工作,50年代期间得到(团中央负责人)胡耀邦的赏识。在胡耀邦的力荐下,胡启立以【30出头】的低龄当选“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”。
文革初期曾经被毛腊肉点名批评,1972年恢复工作。
80年代早期,胡耀邦当总书记的时候,依然不忘提拔这位老部下。当时的胡启立类似“政坛新星” — — 以很快的速度上升。从1980~1987年这短短7年间,胡启立先后干过这样几个职务:“天津市委书记、中办主任、中央书记处书记、政治局委员”。
胡耀邦倒台的时候,很多人(朝中的保守派)希望胡启立也跟着倒台。但接任总书记的赵紫阳依然赏识胡启立,并使他更上一层楼 — — 成为政治局常委(而且是最年青的常委)
按照朝廷的惯例,最年青的常委通常是作为【储君】来培养滴。如果没有出现“六四”这个意外,他很可能是赵紫阳之后的下一个总书记人选。

★赵紫阳的两封信

◇一封未发出的“辞职信”

由于在下午的常委会上,邓已经不留情面地点名批评赵的“五四讲话”。在场的人应该都能看出来,赵的仕途实际上已经完了。
所以赵回家之后,立即让政治秘书鲍彤草拟了一份【辞职信】,并且信都已经提交到“中办”(中央办公厅)的秘书局。结果杨尚昆知道了这事儿,特地打电话给赵,极力劝说赵不要提辞职的事情(杨的理由是:如今局势险恶,如果总书记在这个当口辞职,只会让局势更加恶化)
赵听从了杨的劝告,次日(18日)又通知秘书把那封信撤回。

◇一封没有回音的“私信”

在开完紧急常委会的次日,赵紫阳做最后一次努力,希望能改变邓的态度(当然,他自己也知道希望很渺茫)。
话说学潮开始后,有些国内知名人士(也包括一些有名的党内人士)给裆中央写信,希望朝廷能正确评价学生的爱国运动。其中一些信汇总到赵紫阳手中,他挑选了几封转送给邓,并附上自己的一封亲笔信(内容如下)

小平同志:
现送上几位有影响的老同志的呼吁,望一阅。
现在形势十分严重,最紧迫的事情是让学生停止绝食(这是最受群众同情的),避免死人。而学生答应停止绝食最关键的要求就是摘帽子,改变 4·26 社
论的定性,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运动。
我反复考虑,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做出这个让步,只要我们主要领导人亲自到群众中去宣布承认这一点,群众的情绪就会大大缓解,其他问题才好解决。即使我们需要采取维护秩序的坚决措施,也必须先走出这一步然后才好行动。不然,在众多群众严重对立的情况下采取强硬行动,可能引起威胁党和国家命运的严重后果。
我怀着万分忧虑的心情,再次请你考虑这个建议。

赵紫阳
五月十八日

这批信件送出后,没有任何回音(甚至都无从知晓邓是否看到)

★赵紫阳的仕途步入尾声

虽然辞职不成,但赵紫阳离下台已经不远了。而赵后续的举动,实际上加快了他下台的进程。

◇赵被架空

刚才的章节提到:赵发出辞职信,又在杨的劝说下撤回了。如果连杨尚昆都知道这封信,邓小平显然也会知道。甚至不排除,是邓先知道,然后让杨出面来劝赵撤回。
邓矬子虽然已经决定要把赵废掉,但同样是“废赵”,【时间点】非常重要 — — 在北京的局势【没】平静之前“废赵”,很可能会让局势进一步失控。邓当然不希望这样。另外,邓也不希望赵在言行方面有任何的异动。因为这会让外界意识到 — — 裆中央出现分裂。回顾本文开头部分介绍的“紧急常委会”,邓在会议结束前特地强调了【裆中央要保持一致】,说明他很在意这点。

基于上述分析,邓在17、18日的策略应该是 — — 先把赵架空,但至少名义上还保留“总书记”的头衔。
关于“被架空”的迹象,从《赵紫阳回忆录》中也可以反应出来(以下是此书摘录)

从5月17日在邓家开会后,李鹏等人的行动有许多很不正常。无论是去医院慰问还是去广场看望学生,他一再阻止我去。我去了一起下车,他一反惯例抢先走在我的前面。他还让人给摄影记者打招呼(事后有人告诉我),叫记者不要拍我的镜头,说以免人事变动后,就被动了。
从5月17日晚到19日,有关戒严的事什么情况也没告诉我。19日李鹏和学生对话,我是看了电视才知道的。但是5月19日下午,突然送来当天晚上召开宣布戒严大会的通知和他的讲话稿,要我主持会议并讲话,但对这个会如何开,在哪里开,什么人参加,还有什么内容等等,事先什么也没向我说。

上述引文中所说的【戒严大会】指的是19日在京召开的大会,全称是“裆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”。这是一次比较大型的会议,参会者涵盖了“裆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、中顾委、中纪委、北京市委、中办”等许多要害部门。
按照原定计划,由赵主持(截止到开大会那天,他依然是总书记),并且由“赵/李”二人分别代表“裆中央、国务院”做报告。
但是,赵拒绝主持这次会议,甚至连参加会议都不愿意。

◇赵与“戒严”划清界限

为啥赵拒绝参与19日的戒严大会捏?
俺不止一次说过,赵是个精明人 — — 他当然晓得“被架空”意味着什么。他拒绝出席“戒严大会”,也就相当于跟“戒严”划清界限。
本系列的前几篇博文已经分析了他的动机 — — (对他而言)如果无法保住权力,至少要保住名声。如今他已经被架空,罢免已进入“倒计时”,假设他服从邓的安排,去主持这样一个大型的“戒严会议”,未来的史书会如何评价他捏?没准他也会被称作“屠夫”。显然,他不愿意背这个黑锅。
也是基于类似的考虑,当他在19日清晨与李鹏一同到广场看望绝食学生,才会发表那篇感人的即兴演讲。19日在广场的即兴演讲,相当于是赵紫阳的【政治谢幕】(在本系列的后续博文,俺还会继续介绍18、19日发生的事情)

◇邓太上皇加快了“废立”的步伐

赵紫阳的上述举动,对他自己而言是“划清界限”。但对邓小平而言,这就意味着“制造裆中央的分裂” — — 使得外界意识到“裆中央【不是】铁板一块”。(刚才俺已经说过)矮凳是非常忌讳这种事情滴。所以当邓知道赵拒绝出席“戒严大会”,他对赵的敌意就上升到新的高度。也因此,邓加快了“废立”的进程(在本系列的后续博文,俺会继续介绍:邓在5月底如何“废赵立江”)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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